像我这种人胆子小，不贪也搞不好。

这个事情并不是哪个人故意作难，而是体制性问题。比较优势理论首先要比较，其前提就是开放市场、实行自由贸易。

这里还得了一个硅山的美名。但城市是个密集社会，建筑高了会挡着别人。当然，经济发展起来税收就会增长。磁悬浮是让火车悬起来减少摩擦受阻，但空气的阻力还在。原创这个概念的，是当年很年轻的科斯，他在1937 年就说，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转手才最后进入消费，这转手过程并不免费，而要花费一个由他定义的交易成本。

现在倒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，但是细细小小的绳索可不少，这个不行、那个要批，加到一起的摩擦系数就大了。传回国内，不少人说他们都这样干，我们改什么改？讨论网约车的时候，有人说法国禁止、美国哪个城市禁止，为什么我们不禁止。总而言之，各种风险存在，而且各种风险正在积累。

始于2015年底的本轮美联储加息，还仅仅是开始。1995年－1996年加息之后是亚洲金融危机。2017年会出现一些违约现象，但不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，中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同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冲突，因为美国在升息。

三是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，也就是收益率曲线变陡，导致美国和全球资产配置发生变化。应该看到，并不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才出现了资本的外流。

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怕还要等待一段时间。比如，CNH、CNY的汇率差可能有所扩大，这对于人民币作为一篮子货币的构成部分是不利的。美联储之所以决定要提高利率有两个重要的理由，一个是美国经济已经运行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上了。房地产投资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大概超过15％，如果出现负增长，将严重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。

中国经济对外战略需要调整 在过去三十年，中国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一定意义上，有很大的偶然性。我这里引用的是牛津经济研究所的一段话：特朗普当选可能意味着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，也可能是最糟糕的时代。针对这种重大的国际形势转变，我们中国也应该对自己的国际战略进行调整。同时，特朗普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，对于中国的出口又可能造成严重影响。

如何化解这种威胁，维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，将是中国今后相当时间内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。他不断地对普京示好，为什么呢？在美国部分精英看来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世界霸权的主要挑战者，而俄罗斯是个衰落的国家。

财政政策肯定是更为积极的，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。我觉得有关方面一定要想尽办法，通过改革的方法、通过调整政策的方法，使中小民营企业能够克服融资贵、融资难的问题，使它们能够健康发展。

2017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低于2016年，可能在6%-6.5%之间，但不会有硬着陆的危险。但是，面临着新形势和特朗普因素，中国在执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时候，必须量力而行、实事求是，不要动辄就说我们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期、急于充当种种领军人物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例如，不能让汇率贬值超过25%。这个时候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就是加强资本管制。这就会同我们加入SDR要承担的义务可发生某种冲突。

牛津经济中心采访了大量的金融机构、精英人士，对2017年的全球风险进行了民意测验。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的空间 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。

正如股市从5000点掉到3000点，下行的压力就比较低了。否则世界就太平淡无奇了。

第四大风险是美国持续升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冲击。2004年－2006年的加息的一年多之后是次贷危机的大爆发。

据我所了解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。中国目前大大加强了资本管制，这种加强十分必要。所有汇率的变化都是难以预测的，找出一般性规律几乎不可能。但是，我也不认为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崩溃。

这种情况下，怎么解决这种压力？就是停止干预外汇市场。【编者注】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在财经中国2016年会上发言，经余永定本人授权和审定。

对于所有这些问题，我们都必须未雨绸缪。如果政策应对不当，会出现问题。

2014年以后美元指数的上升主要是QE退出预期所致。这样一个人居然当选美国总统，这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。

五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可能会有所发展。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。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，我们又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。他的崛起应该说是美国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。

底线是要保住的，但不要御敌于国门之外，为了稳定一、两个百分点的汇率而消耗我们的弹药。第三大风险是地缘政治紧张。

货币政策，官方的提法是中性，我也不太理解中性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从有效需求的角度来看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17年可能会进一步下滑。

在这其中，中国因素也不可低估。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哪儿呢？来自于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